今年春节，我走进大理下关，问起中丞街，人人皆可指路。这条窄窄的老街，两旁是老旧的铺面和人家，石板路面被岁月磨得光滑。街口原有一座“大中丞”牌坊，是皇帝敕建的，如今已不见踪影，只有街名还在，像一枚印章，把这名字深深地刻进大理的土地里。

街不在长，有风骨则名。赵汝濂，字敦夫，号雪屏，明代中期南京右副都御史，就是从这条街上走出去的。

他七岁便不同于常儿，十五岁在涪江边，见邻船遇险，不顾自身安危，跳入江中救人，一口气救起二十余人。其父闻之，没有责怪他冒险，欣慰地讲道：“吾有子矣。”所谓家风，大约就在这样的时刻悄然成形。

嘉靖十一年，赵汝濂中进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入仕途。他在吏部考功司郎中任满，按例应补文选司郎中，那是掌管官员选拔的美差，多少人求之不得。但他却主动请调南京尚宝卿，避开了。问其故，他说：“与其为人所忌，不若为人所忘。”这句话说得很轻，却重得能压住浮躁世俗的灵魂。

可“避”不等于“退”。该他说话的时候，一句也不少。都察院王某想贬谪某御史，他据理力争，保住了那人；吏部尚书要罢免正直的魏郎中，他竟与上司当场争辩，寸步不让。最险的一次，是面对严嵩。严嵩想庇护党羽赵文华，试探着问赵文华是否该罢免。赵汝濑当面顶了回去：“赵某不应该被罢免吗？不罢免赵某，朝廷就没有可以罢免的官员了！”这句话，是拿自己的前程做赌注的。奇怪的是，严嵩竟没有动他。或许是这种不惧不贪的人，反而让权奸也无从下手。

嘉靖三十三年，赵汝濂致仕回乡。他没有大兴土木建宅邸，而是过着简朴的日子，常常与田夫野老一起散步聊天。他在苍山斜阳峰下建了一座小小的草庵，取名“觉真”，在里面读书歌啸，自得其乐。

我想象着那个画面，一位曾任副都御史的老人，穿着粗布衣裳，与乡人坐在田埂上，说着庄稼的长势。夕阳西下，苍山如黛，他拄杖起身，慢慢走回那座草庵。庵里没有金银财宝，只有书卷和清风。

从涪江救人到顶撞严嵩，从中丞街到觉真庵，赵汝濂的一生像一条清溪，始终朝着一个方向流淌。他不争，但也不屈；他避，但不躲；他退，但不苟。这种“不”与“是”的分寸，恰恰是廉洁文化最重要的质地，它不是简单的“不拿不贪”，而是面对诱惑时的不动心，面对权贵时的不折腰，面对得失时的淡然。

如今中丞街还在，牌坊虽已不在，街名却刻进了城市的记忆。每当我走在这条街上，就要想一想，那位从这条街走出的老人，用一生教会我什么？或者想一想，什么是“与其为人所忌，不若为人所忘”。在这个人人都怕被遗忘的时代，这句话像一瓢清水，让人清醒。(胡志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