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财毋苟得，临难毋苟免。”《礼记》中的这句古训，穿越千年风尘，依然铮铮作响。翻开中华文明的浩瀚长卷，廉洁文化如一条碧水清流，自历史深处蜿蜒而来，流淌在历代文学的字里行间，回荡在无数仁人志士的铿锵誓言中，沉淀为民族精神的坚韧骨骼。它非凭空而生的道德说教，而是植根于历史土壤、淬炼于现实忧患的文化基因，构成了中华文明独特的价值坐标与精神气象。

历代文学作品，堪称廉洁精神最生动的载体与最深邃的镜鉴。先秦诸子散文中，“廉”已成为士人品格的核心要素。孔子言“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孟子倡“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奠定了儒家士人重义轻利、坚守节操的价值基石。《楚辞》中屈原行吟泽畔，“宁廉洁正直以自清乎”，将个人洁净与家国命运紧密相连，其“伏清白以死直”的决绝，化作中国文人精神世界里一座不朽的丰碑。唐宋时期，诗词更成为寄托廉洁情怀的天地。王昌龄“一片冰心在玉壶”的澄明，于谦“粉骨碎身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的凛然，郑板桥“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的赤诚，无不是清廉自守、为民请命精神的艺术凝结。小说戏曲亦不遑多让，《三国演义》中诸葛亮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红楼梦》里风月宝鉴的反面骷髅警示，皆以叙事之力，承载着对清廉的呼唤与对贪腐的批判。这些浸透墨香的诗文，共同编织成一张巨大而细腻的意义之网，使廉洁超越单纯的行为规范，升华为一种值得追求的生命境界与审美理想。

历史故事与人物传记，则为廉洁文化提供了血肉丰满的实践范本。东汉杨震“暮夜却金”，一句“天知，神知，我知，子知”的“四知”箴言，成为拒腐防贪的千古美谈。北宋包拯，铁面无私，执法如山，“笑比黄河清”，其形象历经民间演绎，化为司法公正与官员清廉的图腾。明代海瑞，备棺上疏，直斥时弊，其刚直不阿、廉洁奉公的事迹，彰显了儒家“道尊于势”的政治勇气。清代于成龙，官至封疆而布衣蔬食，被康熙帝誉为“天下廉吏第一”。这些人物并非完人，其具体政绩或有争议，但他们在权力、金钱诱惑前所展现的定力与风骨，却凝成了历史星空中璀璨的坐标。他们的故事口耳相传、载诸史册，不断强化着“廉者，政之本也”的社会共识，也为后世为政者树立了“以廉为镜”的参照系。

民间谚语与俗训，则是廉洁文化深入社会肌理、化为日用伦常的生动体现。这些质朴而犀利的语言，凝聚着千百年来民众对廉洁政治的深切期待与对贪腐行为的尖锐批判。“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道出了廉洁所蕴含的权威与公信力。“一丝一粒，我之名节；一厘一毫，民之脂膏”，揭示了清廉与民本之间的深刻联系。“贪字近贫”，以字形之妙，警示贪欲终将导致道德与物质的双重破产。这些俚语乡谚，以其直白晓畅、易记易传的特点，将廉洁理念从庙堂之高带入江湖之远，使之成为社会各阶层共同维护的价值尺度与舆论监督的有力工具，构筑起一道深厚的民间道德堤坝。

纵观中国廉洁文化的历史长河，其内核体现着“公私之辨”中的价值选择，强调“公生明，廉生威”，要求超越私利，服务公益。同时，它与“民本思想”血脉相连，“廉洁”方能“奉公”，“奉公”即为“为民”，清廉是实践仁政、赢得民心的基础。再者，它关乎士人君子的“修身”根本，是“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逻辑链条中不可或缺的一环，所谓“欲影正者端其表，欲下廉者先之身”。

时至今日，我们回望这条流淌千载的文化清流，其现实意义仍在新时代背景下焕发出新的生机。传统廉洁文化中蕴含的崇德尚廉、持廉守正的价值追求，克己奉公、俭以养德的修身智慧，以及天下为公、民惟邦本的政治理念，为当代廉政建设提供了丰厚的历史滋养与文化底气。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从历史中奔涌而来的“廉”，汇入中华民族精神活水。在新的征程上，深入挖掘、创造性转化这份珍贵的文化遗产，使其与法治精神、制度监督相得益彰，必将为涵养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推进社会的公平正义，注入更为深沉而持久的文化力量。（沈容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