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夜读书示子聿》有言“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从书本上得到的学问终究是肤浅的，要想深刻而透彻地了解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必须要亲自实践、身体力行才行。从“与其坐而论道，不如起而行之”到“说得一丈，不如行得一尺”，从“一语不能践，万卷徒空虚”到“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莫不在强调躬行和实践的重要性。

        如若坐而论道、脱离实践，犹如悬丝作舟、画饼充粮，终将困于虚妄而不解现实之困，正所谓“不涉湍流，安知楫橹之用；不凿金石，岂识璞玉之藏”。战国时期赵国名将赵括，“少时学兵法，言兵事，以天下莫能当”，却在长平之战中“胶柱鼓瑟”，数十万赵军被坑杀，留下“纸上谈兵”的千古警示。北宋末期，一些程朱理学学者“终日坐谈性命”，过于注重空谈玄理和抽象概念，忽视了实践的重要性，顾炎武斥其“置四海之困穷不言，而终日讲危微精一之说”，直指对实务的荒废。更甚者如明末士人，沉迷清谈，面对李自成起义和清军入关，竟至“平时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的尴尬境地。可见，纸上谈兵则认知浮泛，坐而论道则百事无成。

        唯有知行合一、躬身实践，方能突破固有认知边界，发现未知领域，正所谓“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临深溪，不知地之厚也”。战国名医扁鹊遍游列国，“过邯郸为带下医，过洛阳为耳目痹医，入咸阳为小儿医”，在行医实践中积累各方面经验，终成“脉学之宗”。明代医学家李时珍为修《本草纲目》，“远穷僻壤之产，险探麓之华”，亲尝曼陀罗花以验证其麻醉功效，纠正历代本草谬误千余处。明代徐霞客三十余年行走天下，“登不必有径，荒榛密箐，无不穿也；涉不必有津，冲湍恶泷，无不绝也”，其《徐霞客游记》中对岩溶地貌的记载，比西方早两个世纪。此类“行万里路”的实践精神，在古今交织中照亮我们认知世界的路径。

        当代中国，“绝知此事要躬行”已转化为实干兴邦的生动实践。“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扎根稻田六十余载，“不在试验田，就在去试验田的路上”，终使杂交水稻亩产突破1500公斤；“天眼”总工程师南仁东，跋山涉水十二年，“用脚步丈量洼地”，才选中贵州喀斯特洼地作为台址；“敦煌女儿”樊锦诗，从未名湖到莫高窟，青丝熬成白发，“半个世纪的风沙，不是谁都经得起吹打”，在洞窟中与壁画“对话”，用数字化技术让千年艺术重焕光彩……这些俯身大地的身影，让“躬行”二字有了泥土的重量，让实干精神在岁月里沉淀为民族前行的基石。

        从陆游教子到阳明心学，从徐霞客游记到当代天文事业，躬行精神如一条清晰的脉络贯穿中华文明史。无论时代如何变迁，我们都要把“绝知此事要躬行”当作习惯来传承，当作境界来追求。坚持知行合一、躬身实践，更深刻地感知实践，进而在实践中学到真知、体悟真谛、增长本领。（胡凤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