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历史源远流长，数千年往事，使人为之萦怀。战国时期，从庄蹻入滇开始，直到隋代置“昆州”，滇池地区“邑落相望，牛马蔽野”，尚未出现具有一定城建规模的城池。

唐代宗广德元年（公元763年），南诏三次打败唐朝军队进攻之后，为了保卫东部疆土，扼守通向西川与交趾的要道，南诏王阁罗凤亲到昆州巡视，审察地势水形。他立马滇池，大为感叹：此地颇像家乡洱海，山清水秀，人杰地灵；滇池北岸，山河险要，渔米富饶；又正当五尺道要冲，东可控制昭通、威宁和曲靖等地，南可威慑红河沿岸一带。他认为：此地山河可作藩屏，川陆可养人民，很适合建立重镇，应该加大发展。

唐永泰元年（公元765年），阁罗凤命令长子凤迦异：在滇池的东面建造重镇，如此可辖滇池地域及滇东昭通、威宁等县以南，南可控红河沿岸一带，古城址就在今盘龙区拓东街道地域。

新建城市位于南诏国东面，是为洱海地区东边屏障，阁罗凤要“开拓东境”，故因地域方位而设了“拓东节度”，命凤伽异为“二诏”（南诏国王）坐镇新城。至此，滇池边的新兴城市——拓东城诞生了。

从此，滇地民族大融合从这里开始。

拓东城建立后，南诏统治者极为重视，其地位仅次于南诏国在洱海地区的都城，故又称它为“东都”、“东京”、“别都”、“上都”和“上京”。作为南诏的副都，地理位置很重要，自凤伽异开始，南诏的历代国王都亲自巡驻拓东城。

到了凤伽异之子异牟寻执政时，他特别重视拓东城的巩固，也加强与中原唐王朝经济与文化上的联系，受了唐王朝册封。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765年—936年），拓东城仅次于洱海地区南诏国都城羊苴咩城（大理）。拓东城的出现，应视为昆明正式建城的开始，可谓“滇池昆明第一城”。

明初宦官王坤写过《滇南恸哭记》，其中提及：拓东城筑成龙形，以制伏盘龙江的凶龙；同时，江对岸北边有长虫山，城市建成龙形，以龙制蛇，日后城市可从西北方向扩展。

拓东城原址已不可寻，据《昆明市志长编》和有关专家考证：它周长约６华里，是个狭长形土城，由于防御需要，东、南、北三面有城墙，河上有木桥可通滇池，类似南诏的太和城；大致位置在今昆明主城区南部的盘龙江与金汁河之间，即今状元楼到德胜桥一带的缓坡上，其实就在今天“拓东街道”境内。这一带正好是滇池水系消退后逐渐显露出来的土地，“逐水而建”，以水为邻，交通便利，得水不难，进可攻，退可守，是个极好地方。

“昆明第一城”——拓东城在滇池边屹立，成为南诏东部的重镇，对南诏的巩固与发展起到重要作用，加之滇池地区本身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较滇省其他地方都超前，因此它逐渐成为南诏国的第二政治、经济、军事及文化中心。它开昆明城市发展的先河，为以后的省城发展奠定了基础，在云南城市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

就本地文明而言，拓东城由原先滇池东岸的晋城一带，向其北岸平缓开阔的、具有发展前景的“盘龙江三角洲”转移。它控制着兵家必争的金马山隘，扼守了通向大理的军事要道，对保卫南诏国的东部疆土起到重要作用；它也是滇省往来广西、贵州和安南（今越南）的津要通道，在当时大西南的社会经济发展和与东南亚的国际交往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在远古中华大地上，除华夏族外，还生活着许多族类，所谓戎狄夷蛮即“四夷”。“华夏”和“四夷”，共同构成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祖先，形成“五方共和”的格局。中国漫长的历史中，政权分离是暂时的，政治统一是长久的；中华的经济结构、社会体制、文化传承是一个整体；中原和边疆、汉族与各少数民族、历史和现实仍是共同体。

拓东城的建立，让洱海地区与滇池地区，或者说滇西与滇东、滇南、滇中的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进入新阶段；特别是南诏隶属于唐王朝，封建生产方式进一步向边疆地区扩展，迎来了中华民族在滇地大融合的高潮。拓东城的建立，让中原文明与滇地文明相互交流、学习与融合，让云南各族人民渐渐地团结并融入了中华民族大家庭，助推了日后经济一体化以及共同的文化、伦理、精神的形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打下坚实基础。（詹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