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月潺潺，流水殇殇。红河下游流域越南地区与中国的沟通交往就从未中断过，除了海路之外，红河水运与陆上交通也是越南与内地的重要交流通道。通过红河水道与河岸道路往返于越南与云南洱海区域，是对红河干流及河谷区域的一种实地探索。

《水经注·叶榆水》引用了《交州外域记》中“南越王尉佗举众攻安阳王”记述。学者蒙文通认为，交趾安阳王即先秦蜀国开明王后裔中的南迁者，南迁时间当为公元前311年之后，南迁路线是自蜀经旄牛道（今四川汉源境）至嶲州（治今四川西昌），南渡金沙江入姚州（治今云南姚安），再沿濮水、劳水（今礼社江，为红河上游）入交趾。按照这一说法，意味着早在2300多年以前的先秦蜀国时期，红河就已经是沟通中国与越南地区的通道。

汉代，伏波将军马援征战至越南，发现云南与越南之间有“进桑麋冷道”连接交通，“进桑县”“进桑关”位于今越南河口一带，“麋冷水”为红河。沿着这条路线从越南河内出发，顺红河干流逆流而上，在云南河口登陆，陆行至蒙自，可以到达滇池地区，进而北上四川。从滇池地区走陆路至云南蔓耗，乘舟顺红河而下，可以抵达越南河内。这条道路往返路线基本重合，不同的是从越南北上云南，在今中越交界处的河口就得舍舟登陆，而从滇池地区南下越南，则可以在今红河州境内的蔓耗中转，从陆行转为舟行。这一差异并不难理解，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以红河作为水运通道，顺流而下和逆流而上，航行的难度是不一样的，因此水运的起止点会因顺流和逆流而有所差别。

唐朝与南诏时期，洱海地区成为云南的政治中心。唐懿宗咸通三年（862年），雄踞西南地区的南诏国多次发兵攻打安南城（今越南河内），唐王朝派遣军队增援安南。唐朝与南诏国时战时和，对中华西南地区与东南亚的地缘政治产生了深刻影响。这次战争的一百年前，寓居夔州的杜甫曾作诗《诸将五首》，第四首中“回首扶桑铜柱标，冥冥氛祲未全销。南海明珠久寂寥，越裳翡翠无消息”描述的就是西南地区因战乱而交通阻绝的情形。

战争发生时，樊绰在安南经略使蔡袭府中担任幕僚。次年，唐军战败，南诏攻陷交趾，樊绰在战事中受伤，携带经略使官印渡富良江（今越南红河）逃脱，暂留郡州待命，后辗转滕州，奉命回到长安，之后到夔州都督府担任长吏。

唐与南诏时战时和，双方对对方的军事、地理、政治、经济等各方面都缺乏畅通的了解渠道。樊绰曾在安南任职，又亲身参与了唐与南诏的战争，对南诏的实情有详实了解。出于对国家的忠诚和对时事的关切，在暂留郡州期间，他将收集到的南诏情形编撰成册，取名《蛮书》，并委托襄州节度使张守忠进献朝廷。《蛮书》资料翔实，是关于南诏的重要史料，因“蛮”字带有一定程度的歧视色彩，后世学者将其命名为《云南志》。

唐代，从南诏苴咩城（位于今大理州大理市）到交趾安南府城（今越南河内），已经可以通过水陆交通往返。樊绰《云南志》记载：“从安南府城至蛮王见坐苴咩城，水陆五十二日程，只记日，无里数。从安南上水至峰州两日……至贾勇步五日，以上二十五日程，并是水路……从贾勇步登陆，至矣符馆一日……至曲乌馆一日……至曲江馆一日，至通海城一日，至江川县一日，至晋宁馆一日，至鄯阐拓东城一日……至安宁馆一日……至龙和馆一日……至波大驿一日，至白崖驿一日，至龙尾城一日，至阳苴咩一日。”

《云南志》记载，从越南河内到云南大理市，水陆行程须52天，从河内乘船沿着红河逆流而上，航行25天后在贾勇步（又称步头、古涌步）舍舟登陆。伯希和在《交广印度两道考》中认为：“贾勇步显为交趾赴南诏都城中途要站，盖贾耽《路程》总计古涌步水路至安南之里程也。《蛮书》此处亦为水陆分道之所，则其地应为红河上游止航之地，似即今之蔓耗。”也有学者认为，步头为玉溪市元江县。在古时，虽然通常认为红河水道至蔓耗即不再适宜向上游通航，但水涨之际，小舟却能够逆流而上到达更上游的元江地区。

在蔓耗或元江县改为陆行后，由南往北依次经过建水曲江、通海、江川、晋宁，到达昆明，从昆明折而往西，经安宁、禄丰、舍资、南华、祥云、弥渡、巍山等地，到达南诏都城大理市，陆路行程共计27天。“白崖驿”位于弥渡西北，即今天的红岩镇，与巍山县一山之隔，“龙尾城”位于洱海南端的大理市下关镇。从白崖驿出发，攀上弥渡与巍山之间的高山，越过山顶的龙庆关，即进入巍山地区，经巍山北行，可到达龙尾城。

在唐朝南诏时期，行旅之人从越南乘船沿红河逆流而上，从蔓耗或元江舍舟登陆，在云南腹地经过二十余天的陆行之后，越过群山间的龙庆关，进入巍山地区，一条横亘在坝子中的大河映入他们的眼帘。他们沿着这条大河继续北上，不久后到达南诏都城。在沿河而行的旅途中，大河已然成为他们逆流航行驶出的红河上游。（胡正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