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见捷（约1558～1621），字汝纯，号太瀛，云南临安卫（今建水县）人，出身书香门第。包见捷自幼聪明好学，８岁时，临安知府钱邦称曾试以七言诗，包见捷居然能“应声而对”，使“钱公大奇之”。明朝万历十七年（1589），授翰林院庶吉士，后官授礼科给事中、户科都给事中等职，掌侍从规谏，稽查六部之弊误，有驳正制敕违失之权，其刚正不阿、举奸劝善的事迹名震朝野，有“言如左券”之誉，而“持左券”即比喻说话有充分的把握，稳操胜券。

包见捷最为后人称道的是请尽罢矿税一事，充分体现了谏臣品格。在明代，开矿是一项技术要求较高的工程，一味蛮干不行，需要动用社会的各方面力量，而万历帝又紧紧依靠太监们来推进此项事务，以致常常强令富户承包，不足之数由富户赔偿；或由地方政府抵充。这样一来，所谓开矿变成以开矿为幌子的摊派，容易滋生腐败，形成弊政。

万历二十四年（1596），万历帝向全国各地派出大批宦官担任矿监、税使。这些宦官仗着有皇帝撑腰，采掘黄金、撷取珍珠、强征赋税，并利用职权巧取豪夺、中饱私囊，百姓深受荼毒，怨声载道。包见捷不堪目睹百姓的苦难，屡次上疏万历帝，指出滥派矿监税使强征赋税、搜刮民脂，必然会激起民变，请求减轻赋税，但遭到了万历帝的反对。

包见捷也不气馁，他与户科的谏官约定，凡皇上采矿增税的诏谕一出，必犯颜力谏，有时，他在1个月之内竟上疏达3次之多。包见捷在疏中，或陈述采矿增税的弊病，或论临清税使扰民必致生变，或谈辽东危急、矿税为患最烈等。他甚至不顾身家安危冒死直陈：“世界如此，更无一处得干净；百姓至此，更无一方得安乐。从古及今，有举动如斯，光景如斯，而能平安长治者，未之尝闻？乞亟罢矿店，撤回中宫，俾人心早有一日之安，则祖宗早有一日之福。”如此激烈的陈言惹得万历皇帝龙颜大怒，欲下旨逮包见捷入狱治罪，幸得大学士沈一贯和给事中赵完璧竭力说情，才从轻发落贬谪为贵州布政司都事，其余谏官也被停俸1年，就连替包见捷说情的沈一贯、赵完璧也被牵连而受停俸处分。一心为国的包见捷，面对皇权的威严、奸臣的刁难，毅然决然地站在国家和民众的立场，陈言矿税对国家和社会的危害，累请停罢，然而终究无力回天，他忧心如焚，不久便托病辞官回故里。

包见捷在家乡赋闲期间，热爱桑梓、关心民瘼。见府城北八十多里的曲江阻碍着南来北往的行人和马帮，江面最宽时竟达里许，虽在江水进入山峡之狭窄处架有木桥，但常常被洪水冲毁，摆渡的木船亦常被波涛吞没，以致民众随波流葬身鱼腹，川中之尸骨遍布。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包见捷便与僧人如净、乡绅张国相等人倡议并带头捐银修建了一座长82.5米，宽12.2米，高12米的三孔石桥，使曲江两岸天堑变通途。这座400多年前建造的古桥，如今叫做“大新桥”，仍横跨在曲江的两岸。

天启元年（1621），包见捷在京病逝，归葬建水城东北白鹤山。为纪念包见捷，建水城内先后建造了“名世天卿”“纶命频颁”“节钺上卿”“同玺近臣”“南宫首选”“词林独步”“玉堂青琐”“金马黄门”8座牌坊。遗憾的是，这8座牌坊在历史的枯荣交替中已不复存在，但建水如今享有“滇南邹鲁”“文献名邦”的称誉，与一代廉臣包见捷的贡献密不可分。（官渡区纪委监委  朱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