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性格开朗，爱交友、爱笑、爱闹、爱说话，是朋友眼中的“话痨”。2012年，我调到县纪委工作。我的人生从这一年的春天发生了变化。朋友小聚，对我的新工作充满好奇，不停地问这问那，居于工作纪律，很多问题我不能回答。朋友觉得我“不直道”“不够朋友”，我觉得与她们相处令我不适，我开始不喜和朋友聚会。渐渐地，我们互相疏远，我的朋友圈越来越小，我感到孤独。

第二年，我开始参与案件查办工作。我参与调查的第一个线索是某局用公款到娱乐场所消费的问题。我和同事对线索进行了分析，拟定详细的谈话提纲、确定谈话对象。最后一名谈话对象是该局的杨局长，杨局长是我以前单位的领导，多年在领导岗位，为人历练老成，我们为他准备了两套谈话方案。和杨局长一见面，他微笑着嘘寒问暖、客套寒暄。当我们严肃地说明了找他谈话的原因，郑重地告知如果不如实配合组织说明相关问题面临的后果，杨局长立刻收起了脸上的笑容，表情瞬间变得凝重。谈话过程中，杨局长或闪烁其词、或沉默、或顾左右而言他。眼看着谈话未取得实质性进展，我们决定采取第二套谈话方案。经过旁敲侧击，杨局长说出了实情。

谈话结束，我们送杨局长出门，他一脸不屑地说：“我们这事算什么，比这严重的事多了去了，有本事你们去查呀！”“我跟你说，我一天是你的领导，就一辈子都是你的领导，你要是跟我过不去，外面的人都会质疑你的人品。”经过调查核实、立案审查，杨局长受到党内警告处分。此后，杨局长多次在人前说：“别人这样做都没被处理，就是纪委的某人跟我过不去。忘恩负义的卑鄙小人，小心别落到我手里......”一次，我们接到了调查处理一个建设工程遗留问题的工作任务。调查期间，承建商在公开场合扬言：“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我收拾不了她，她总有家人吧。”慢慢地我发现，在一个小县城里，我们的调查对象很多时候都是抬头不见低头见的熟人。工作中，说情、托人说情、说情不成无端谩骂、出言不逊甚至出言恐吓的事时有发生，工作得不到调查对象的理解是常态。随着案子越办越多，得罪的人也越来越多，被一些人孤立已是必然。一天，我和几位同事加班，到附近的小吃店吃晚饭。一走进小吃店，有五六个人围坐在一张桌子前正聊得热火朝天，看见我们走进来，有人说了句：“纪委的人来了，不要说了。”之后便鸦雀无声。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

烦躁、郁闷、苦恼，一个时期，我被一系列负面情绪所困扰，我不想把这些情绪带到生活中，不想对我的家人造成影响。很多次与调查对象谈完话，夜幕降临我却不想回家。我回到办公室，关上门、关了灯，一个人在黑暗中静静地坐着，由着自己的思绪越飘越远，喧嚣的城市，似乎只有我一人孤寂。支撑着我义无反顾、勇往直前的唯一动力是把自己经手的每一个案子都办成铁案，工作成效成为抚平我心伤的唯一慰藉。因为不愿听到那些让自己的内心饱受痛苦和折磨的不堪言语，我变得更加不愿出入公共场合，我的生活只在家与单位两点一线间往返。我觉得自己就像一个二维码，单位和家就是0和1，我日复一日在0与1之间无限循环。无论是晨曦初现的黎明，夕阳西下的黄昏，亦或是万籁俱寂的黑夜，我从内心最深处感受着自己的孤独。

第三年，工作越来越忙，朋友习惯了我就是那种“十约九不来”的人。繁忙中，我忘却了我的孤独。我似乎成了一个绝缘体，自动屏闭了与工作无关的人和事。工作之余，唯一的消遣就是看书，我把书架上喜欢的书看了一遍，把不喜欢的也顺便翻了翻，觉得没意思了就买新书。这一年我看了67本书。拥抱孤独时，也拥抱着前所未有的充实，我从容地审视自己的人生，在浮华底下看人生取舍的真实。我深知 “壁立千仞，无欲则刚”，因而甘愿做一个有底线、有原则的孤独者。朋友偶聚，因为我始终坚持，她们不再问我与工作有关的问题。我还是那个性格开朗，爱笑、爱闹、爱说话的我。也许孤独只是一个心灵符号，与性格无关。成为纪检监察干部的第三年，我在浑然不觉中适应了孤独。

第四年，不参与聚会应酬，我多了许多时间去思考，去观察身边的事物。春日里纷飞的柳絮、夏夜里的阵阵蛙鸣、秋日黄昏归巢鸟儿的叽喳声、冬日午后那一抹庸懒的暖阳，这些年年岁岁都经历的景色，从未如此真切。孤独之境中，没有世情纷扰，心如镜，映现出被凡尘埋没的本真美景。我独自沉醉在我的孤独之中，独享着我的孤独，独享着来自灵魂深处那一份特别的舒适、沉静和自由。

寒来暑往，转眼已是十个春秋。从2012年到2022年，随着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深入推进，纪检监察工作成效被群众看在眼里、记在心上，“领导干部责任意识明显增强了，作风更实了”“没人敢公车私用了”“吃、拿、卡、要基本杜绝了”“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的现象消失了”......十年间，身边的亲朋、干部、群众对纪检监察工作的认识不断加深，对我作为一名纪检监察干部坚守的那份“孤独”有了更多的理解、支持和尊重，我的内心深处充斥着工作带来的荣誉感，我因坚守而成长。（晋宁区纪委监委 张亚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