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嘉谷1872年生于云南石屏，成长于一个经商之家，其父袁德洋非常注重子女教育，借经商之便购回《大学》《中庸》《国策》《资治通鉴》等书籍供子女学习，并时常以其所著家训《凝道公家训》教育后代不能忘本。袁母徐太夫人以身作则，常以“衣不必华，而布帛尤安之；馔不必盛，而蔬食尤安之；金玉锦绣之属，皆弃弗取”对子女进行谆谆教诲。良好的家风为袁嘉谷成长为云南独一无二的状元种下了良好的“清廉因子”。

袁嘉谷深受书香家庭氛围熏陶和影响，自小酷爱读书，5岁便从父学习《千字文》《三字经》并能解其意；与父兄外出游览，途中所见楹联匾对皆能背诵，展现出其在学习上的天赋。袁嘉谷勤奋苦学，自小成绩优异，22岁应科试，23岁应优贡试，又应乡试，因常列榜首，被学友尊为“课（考试）王”。

1903年，袁嘉谷中进士，之后在“经济特科”考试中一等第一名，成为云南科举史上的首位状元。袁嘉谷先后任翰林院编修、云南留日学生监督、学部编译图书局局长、国使馆协修、浙江提学使、浙江提学使及布政史等重要职务，期间始终兢兢业业，廉洁勤政。任浙江布政史期间，库吏循例以财政年余向布政使送银，袁嘉谷认为“陋者规，匪陋者心，吾其以陋规陋吾心乎?”不受，革除陋规，整顿经济，颇得民心。

辛亥革命后，袁嘉谷从浙江携家归滇。虽历经社会大变革、时代大变迁，袁嘉谷依然把勤奋节俭的家训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他一生清廉，初到昆明时全家无一椽之屋，又遇租房困难，最终得友人帮助及多方筹资，才于1920年乔迁新居。袁嘉谷一生行事清廉、谨慎，以上所举事例体现了他“敬能修身仁为达德，和能养福敏则有功”的本心与初心。

袁嘉谷与文化、教育事业渊源颇深，他曾表示愿以“衰龄讲学，厚期后起”，培养治国人才。他还是中小学教育史上负责编写中小学教科书的第一人，我们现在通用的“星期”“乐歌”等名词，便是由袁嘉谷新订的。袁嘉谷任浙江提学使兼布政史期间，著名的“木瓜之役”在浙江两级师范学院爆发，因许寿裳、周树人为首的教职员与夏振武的思想观念差异导致矛盾激化，继而引发杭州中小学罢课。袁嘉谷作为浙江提学使，接见许寿裳、周树人等了解事情始末后，秉公执法不徇私情，将夏振武撤职，大快人心。

辞官回到昆明后，袁嘉谷愈加感到读书学习的重要性，他认为“夫一国之兴衰，系于人才之消长；人才之消长，系于教育之明晦。”1923年，云南第一所大学“私立东陆大学”(即今云南大学前身)成立的次年，袁嘉谷即应聘担任国文教授。在得知学校经费颇紧的消息后，本是重金受聘的先生不仅不接受聘金，反而捐款千元作为办学资金，这一坚持就是8年，直到学校由私立改为省办，他才开始领薪酬。

“状元公”的课堂精彩纷呈，对学生皆尽心尽力教育引导，从不以贫富区别对待学生，吸引了校内外各界人士慕名而来，可容纳数百人的至公堂座无虚席的盛况更是常态。任教十余载，袁嘉谷桃李满天下，他的学生中，李士厚、李乔、浦光宗、张希鲁等都取得了不凡的成就。

家风是一种无言的力量、无声的教诲，袁嘉谷的子孙后代受其影响，很多人倾其一生献身教育事业。直到今天，袁氏后人依然谨遵袁嘉谷教诲，传承着勤俭持家、待人和善、爱国爱乡、勤政清廉等优良家风家训，为云南的发展付出了诸多努力，其家风家训对一地一隅的社会风气影响深远，也为当今的家庭教育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袁嘉谷的一生，有过“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的心怀天下，亦有“化作春泥更护花”的桃李满天，作为古今天下唯一一位从封建王朝状元做到现代高校教授的人，袁嘉谷一生清廉，在他跨越时代的传奇人生里，一直以自己的方式回报社会与民众，是当之无愧的云南独一无二的状元。

(章苾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