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忆中的年，是从大年三十，父亲在小院中挥洒笔墨，苍劲有力地书写淡淡墨香的对联开始。

父亲的年里，重头戏是对联。

打从记事起，每到大年三十，父亲头一桩神圣的事情，就是张罗纸张笔墨，带着我和哥哥写对联。这时，父亲珍藏着的对联古书、古本，陈年的毛笔，砚台墨汁，上好的红纸，以及提前对好的楹联，在白家小院的桌子上悉数摆开。

上小学前，家中的对联由父亲主笔，我和哥哥在旁边跟着学习折纸、裁纸，根据字数折叠出适合书写的田字格，再对折形成米字格。等父亲开始书写，我帮父亲牵压纸角，哥哥则把父亲写好的对联，一一拿到院中有阳光的地方进行晾干。

长期跟着父亲耳濡目染，哥哥习得一手苍劲有力的钢笔和毛笔字。从十几岁开始，家里的对联主笔由父亲换成了哥哥。唯一不变的是，大年三十家中的小院里，还是年年上演着两代人一起写对联的情景。

在父亲的带领下，我们提前将红纸裁好，将墨汁和金粉按比例混成适合书写的汁液，倒进一个小碗或一个小碟子，还将陈年的毛笔尖在温水里泡开。哥哥摆开架势写时，父亲立在一旁端详着，间或对书写的字体提出一些建议，顺便牵一牵纸角，怕未干的墨汁会在纸上流动，私自篡改了字形。写好一张，父亲双手捧着，轻放在地上，几乎要行跪拜礼的样子，那多半是在一个阳光满溢的午后。那个时候的父亲，仿佛是书房里的童子，谦逊地侍奉着这些毛笔字。他敬重读书人的字，他更敬重这一副副红灿灿的对联，大概他心里想要的如意与吉祥，都在这红纸黑字里寄托了吧！

写对联时，父亲总免不了谈起家族旧事，对联典故，照壁文化，什么家族是来自山西太原府啦，什么家族是耕读世第啦，白族照壁门楼上的题字反映出主人家的姓氏啦……父亲爱讲，我们也爱听。而这个日子，最后总要在父亲微醺的故事中结束才算心满意足。

父亲的年，除了对联这重头戏，还会插入其他一些小情节。

裁对联剩下的红纸，父亲教我们裁成小长条，写上百花齐放、花开富贵、争奇斗艳、四季常青、鸟语花香、春花秋月等，母亲则拿出剪纸手艺，用剩余的红纸，剪出好看的窗花，叠放整齐。一家人的共同参与，使过年的气息充满了烟火味。

接着是贴对联，先撕掉旧对联，再用抹布擦洗干净门板上，之后用面粉和好面糊，哥哥站在梯子上负责贴，我在下面帮忙扶着梯子，父亲则站在我们身后一丈开外的地方观察，“注意对联的顺序，不要贴反了，不然丢读书人的脸了，”“啊……右边高了，往左一点”父亲一连串地指挥着。仿佛对联贴得不像样，一年的日子也会不像样似的，所以父亲极其慎重。贴完对联，再给家里的花花草草贴上写好的红字条，在窗子上贴上母亲的剪纸。远看，迎宾似的，一片的喜气，父亲喜欢日子笼罩在这样一片茫茫的喜气里，年的味道也在这一片喜庆的中国红中扑面而来。

父亲的年，还要去村头的本主庙中辞旧迎新，才算告一段落。

对于信仰本主的白族人家，大年三十，一家人齐齐整整去本主庙辞旧迎新，是件顶重要的事儿。父亲和我们在小院中写对联，母亲则在厨房里准备着去本主庙祭拜的供品和年夜饭。下午，一家人抬着琳琅满目的供品，到本主庙上表跪拜敬奉本主、财神、子孙娘娘、龙王，以及各类神仙，感恩一年来对家族的庇佑，祈祷来年的顺意兴旺。各种仪式在香火萦绕、烟熏火燎、鞭炮此起彼伏、表文庄严的诵读声中落下帷幕，新的一年才算真正开启。

三十的黄昏，打扫好院落，伺候好牲畜、浇好花草，丰盛的年夜饭也刚好上桌，父亲点燃一挂长长的鞭炮，在烟雾与磷硝香里，我们围着父亲，开始过一个团圆的年，一个人间的年。

现在，写春联的人家已寥寥无几，市场上的春联纸质好，颜色鲜，还配有各式图案，大多数家庭都选择直接购买。可是，我家依然在父亲的张罗下，保持自己写对联的习惯。也许是喜欢那种古朴自然的感觉，也许只是一种对传统文化的怀旧。父亲一直认为，只有写对联，年的味道才会越来越浓。

以前，父亲带着哥哥和我写对联，现在，父亲与哥哥和我带着侄子写对联，文化的传承在时光流转中从两代人发展为三代人。父亲总是说得很少，但他却用无声的文字教会了我们如何与人为善，如何与人和谐相处，也正是父亲用自己的行动为我们践行了做人的道理。

父亲写对联的情形定格似的印在我记忆的屏幕上，他为人处世的谦虚谨慎，宽容善良，都给了我榜样的力量。我在父亲的年里，在春联墨迹饱满，笔法苍劲有力中，蓦然懂得，年——是父亲对日子表达敬重的一个神圣仪式。

年末，走在路上，一条街都是红彤彤的对联，那是谁的故乡？那是谁的年？

是你的，还是我的？

抑或是父亲的!   

  （闫正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