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记不清是哪一年哪一天，“端午”这个词开始进入我小小的脑海，但稚子对于大多中国传统节日的认知，绝大多数都是以美食作为“切入口”的。也许是那天姑妈家送来了火腿花生馅的粽子，也许是妈妈在街边买了花腰傣从竹篓里掏出的“笼粑”……

那时，“端午”是单一而朦胧的。它是一缕热腾腾的粽香，是一抹清新耀眼的竹绿。待到电视机里的一条大蛇闯入我的眼帘，它便开始多样、清晰起来。

每个寒暑假，《新白娘子传奇》必是各大卫视滚动播放的宠儿。话说这天恰逢端午，苏杭百姓纷纷挂艾叶、悬菖蒲、佩香包、撒雄黄……，有着“好家风、好家训”的许仙自是要买上几坛雄黄酒与夫人同庆佳节。不料三杯美酒下肚，美人却不美了。白娘子现出她庞大可怖的白蛇真身，不单吓死了许仙，也吓坏了电视机前的我。可能是因为这场戏的视觉冲击，剧中所呈现的端午节多样习俗也一起印在了我脑海里，原来，端午这天除了吃好吃的，还有这么多民俗传统呢。中国传统民俗活动背后多有神秘瑰丽的传说，在神话剧大流行的90年代，小小少年的神思自此开始踏上探索端午民俗背后古老故事的旅程。

端午节源自天象崇拜，由上古时代龙图腾祭祀演变而来。仲夏端午，苍龙七宿飞升至正南中天，是飞龙在天的日子，《易经》称其为大吉大利之象，最宜祭拜。此外由阴阳术数及季节时令也衍生出了一系列端午习俗。“午为阳，重午为至阳，当其时也，万物生长，其势盛极，最能辟阴邪”。端午文化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天人合一”的自然观，通过扒龙舟、睇龙船、采草药、洗药浴、祭神龙、铸阳燧、跳钟馗、放纸鸢、薰苍术等民俗活动，寄托了人们祈告龙神、迎祥纳福、辟邪除灾的愿望。在传统节日当中，论民俗之繁多复杂，或只有端午节能和春节可比拟。

从那之后，“端午”一词便有了味道、有了寓意，直至那位一路高歌“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的诗人从语文课本中向我走来，“端午”又翻开历史的书页，逐渐深刻而厚重起来。

初遇屈原，始于《离骚》。水汽氤氲的汨罗江畔，有一人头带岌岌高冠，身披馥郁兰草而来。他愤怒，直斥呼“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他委屈，苦诉曰“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他忧国，顾虑道“岂余身之殚殃兮，恐皇舆之败绩”；他高洁，明志表“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然而就是这么一位集磅礴文思与超然品行的谪仙般人物，最后竟绝望致抱石投江而死。于是有了“五月五日，楚人哀之，故拜命舟楫以拯之”，“竹筒贮米以祭之”的习俗。后来再读《湘夫人》，一念及屈子，眼前便只余“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一句。那位孑然立于水畔，望“帝子”（美政）而忧愁满怀、两眼欲穿的，可不就是傲然死国的屈原吗？

历史文学是文人骚客将爱恨的记录留给后人的纪念品，于是节日也能成为纪念圣人、贤者的颂歌。重论理、爱憎明的汉魏文人以《琴操》把悲悯之心投向功不求报的介子推；历经战乱洗礼的东晋文人虞预在《会稽典录》中附以五月五日纪念孝女曹娥的动人故事；当历史长河流入充满争夺、篡乱不已的南北朝，南梁吴均的神话小说《续齐谐记》及宗檩的《荆楚岁时记》则认为端午节起源于纪念屈原投江。想是因为《楚辞》独步千古的文学地位，及屈原符合大一统价值观的爱国主义精神，在众多端午人物纪念说中，以纪念屈原说影响最为广泛。到了隋唐一统后，端午节纪念屈原的习俗就不仅限于荆楚地区，而成为全国性的节日风俗，一直流传至今。

千年之后过端午，人们不必怅惘在干涸的土地，不必当枯瘦的楚囚。于是江边少了追思抛粽，高楼上忙着推盏举酒；腰间再不见芬芳香佩，泊湾里竞渡龙舟失修。当“苍龙七宿”升至中天，风会带来屈子的惆怅：别把传统过丢。

二十年后忆“端午”，各种情绪交织为一种情怀。它是“五色新丝缠角粽”的味蕾，是“独在异乡为异客”的萧索，是“吾将上下而求索”的追寻。伫立在这个枝摇叶曼的荷韵时节，些许怅然，些许蜜意，篆刻着历史的疼痛，裹挟着碧绿的心事，从遥远的远方与我涉水相逢。（易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