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逢新中国70周年华诞之际，我已经陪伴祖国走过了25个春秋，走进了社会主义新时代。

我的老家位于山重水复处，一条崎岖不平的小路通向外面的世界。母亲生下我的时候，家里很穷，为了维持一家人的生计，我们上山挖过野菜，捡过别人家地里剩下的洋芋。母亲精打细算，年初就把全年的开支预算好，从不浪费一分钱，全家人才得以解决温饱。

上学前，村里还未通电，也没有电视，晚上都是用煤油灯照明，那时候村里使用的新鲜玩意儿都是洋货，什么洋盆、洋火、洋灰、洋碗之类的，一家有台缝纫机可算是大件家具了。我们的娱乐就是上山捉鸟捕兔，捡鸡枞、挖野菜。每到晚上，我们就对电充满了好奇，渴望亮堂堂的世界，就想出了一个“拉电”的游戏。

小学三年级，我便开始寄宿学校。学校离家十里路左右，步行需要一个半小时，赶上雨天，在家换上的新衣服，走到学校就满身泥泞。教室白天用于上课，晚上用于打地铺睡觉。在校吃饭得自己用粮食换饭票，父亲每隔一个月就会用马驮着两大袋洋芋或红豆，来学校给我兑换饭票，顺便给我捎一罐酸辣子炒鸡蛋，便于给清汤寡水的饭菜加点作料。为了呵护祖国的花朵，学校每个月会宰一头猪，给我们解解馋。

五年级的时候，“二十年后的我”几乎是我们聊得最多的话题，这也是语文老师给我们的命题作文。没多久，村里通电了，开始有人买电视、录音机等电子产品，我们开始有了新的消遣方式，每晚相约到村里有电视的人家看《少年包青天》。包拯的刚正不阿、聪明睿智让我对清官有了敬意，我希望二十年后的我也能成为一名像包青天那样的清官，惩恶扬善、为国尽忠。

到了初中，国家开始取消农业税，农民经济收入开始提高了，我们全家人搬进了新房子，不用再和奶奶家挤在一起。我的初中没有叛逆期，这与我的父母有很大关系。父母为人和善，对我们的教育却很严厉。他们以身作则，在村里尊老爱幼，为人勤恳老实，催我早起，教我洗衣做饭、喂猪放马干农活。这段经历让我比别人家的孩子更能懂得“来之不易”的内涵。

北京奥运会那一年，我来到了罗平县第一中学念高中。人长得越大，离家就越来越远。因为离家远，寒暑假才能回家。想家的时候，我就借同学的手机或公用电话给家里通话，告诉他们学校的伙食比家里吃的还好。那时候家里每个月给我300元，我总能攒点钱给家里买点城里货带回去。村里有人开始外出打工，用攒的钱买辆小轿车回家过年，因为国家帮我们修建了一条水泥公路。

2011年，我17岁，来到云南省昆明市呈贡区读大学，这是我第一次来省会城市，除了好奇就是惊叹，真正感受到了城市和农村的差别。我见证了呈贡大学城的千变万化，呈贡也见证了我的成长。说惯了方言的我开始尝试用普通话和五湖四海的朋友交流，好生别扭。和我一样出生贫寒的大学生很多，但是国家设置的各类奖助学金和社会友好人士的资助帮助我们渡过了难关。爱好诗词的我，在大四获得学院资助印制了一本属于自己的诗词《哀乐之巅写年华》，记录了我的大学时光和呈贡的旧貌新颜。

本科毕业后，我继续留校攻读硕士研究生。我的两个弟弟也相继考上了大学。富强昌盛的祖国把“书中自有黄金屋”变成了现实，图书馆的书帮助我把学校设置的所有奖学金都拿了个遍，每年回家，我都会把积攒的奖学金带回家作为家用补贴。

2018年，我马上就要硕士毕业了。在呈贡大学城呆了七年，我爱上了这座城，地铁、高铁让我们的生活进入快车道，她充满新时代的生命力、充满意外之喜、充满智慧和希望。我毅然决然来到昆明市呈贡区纪委监委这个大家庭，投身于纪检监察事业，为呈贡的政治生态添一分绿意。

这二十五年，我与祖国共成长，国家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家乡旧貌换新颜，人民生活质量提高了，育儿养老不愁了，社会福利更多了，老爸老妈身上的担子也轻了，我也走出了大山，走在反腐败的最前沿。

我很庆幸生在中国，长在云南，留在昆明，志在纪检监察事业，成为一名纪检监察干部。因为五年级的时候，“二十年后的我”想成为一名像包青天那样的正义之仕。适逢新中国七十周年华诞，感谢祖国母亲二十五年来对我的养育栽培之恩，祝福祖国江山壮丽、海晏河清，中国梦早日实现。（余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