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有一种平凡，做得真实有力；总有一种感动，叫人泪流满面。在我的纪检之路上，有两位已逝的“纪检人”何尝不是这样！他们既平凡朴实，而又感人动容。

一位是尊称为“李大哥”。我是1996年8月毕业分配到一个乡镇工作的时候认识他的。他当时26岁，由于能干上进，已是镇党委委员、纪委委员兼纪检专干。我参加工作一年后，组织上委以重任，把我放在镇政府办副主任、镇党办副主任的岗位上锻炼。由此，我才跟李大哥有更多的接触。1998年7月的一天下午，天气炎热，他到我办公室叫我跟他下趟乡。他亲自驾车，看得出他很急迫，带着我直奔要去的办事处（现在称“村委会”）。刚一到达，他便紧急地安排我和他一起去财务室调取原始账本。很快，我俩每人抱了一大箱放在车上，他开了张清单给财务，便调头驱车往回走。车开到半路，他已是满头大汗、气喘吁吁，说话断断续续，便停车休息一下。我赶忙递上水，他有气无力地说不用，靠一下就好了。大约过了十多分钟，我俩才开车缓慢地回到了镇上。或许，这算得上是我第一次接触纪检工作吧!

1999年昆明“世博会”开园仪式那天下午，噩耗传来，李大哥因哮喘病复发，抢救无效，生命永远定格在29岁！后来我才知道，组织上安排他组织龙狮队参加“99世博会”开园仪式表演。由于带病工作，疲劳过度，再加上感冒，回到镇上，他在医院门诊输液的过程中突然倒下，却再也没有站起……他还没来得及回家！

这也许是偶然巧合吧，组织上安排我接替李大哥的岗位，兼任镇纪委纪检专干。当时的我，心情沉重不已。我接住拿紧他未能传递的“接力棒”，在李大哥办公的地方开展工作起来。一天，我在清理信访举报信的时候发现，生前的李大哥已把已反映的办理好了，只剩下最后一个调查完后写了一半的信访举报调查报告。这时，那种莫名的滋味一下子涌上心头，泪水打湿了我的双眼，在他坐过的椅子上“呆”了半个小时。缓过神来，我急忙集中精力查阅他收集和取证的所有材料，接着他写的字迹，用了半天的时间完成了他未完成的另一半的调查报告，按程序进行了办理。并告慰李大哥：您可以安心走了，一路走好!

一位是尊称为“杨大姐”。我记得，她是2013年从基层副科级岗位提拔交流到县纪委任正科级纪检员，组织上安排在我所负责的县纪委派出纪工委工作。她来的时候已是48岁的人了，而且身体不好，但看上去精神而干练。那时只有两三个人的纪工委，如同有领导形象地喻为抓工作落实的一把“快刀”。除了对管联单位“三重一大”监督外，在县纪委监察局的统一领导和调度下，大量的任务就是围绕县委、县政府的“三重”工作开展高强度、大密度的督查。她一直参与其中，从没有怨言，不苟辛劳，甚至还亲力亲为带上一个督查组跑工地、进现场、上山林、走村子。回来后，与同事共同分析问题、讨论撰写督查报告，曾几何时一干就是深更半夜。过了一年多，她轻描淡写地与我沟通，医生说她的身体建议不能过于劳累，她来承担办公室的运转和参与管联单位的“三重一大”监督。我不忍心让一位老大姐跟我们“奔波”，直爽地答应下来。除了看病请假外，她每天都早到办公室，我们年轻人上班前已把办公室扫擦得干干净净。她常对我们说：“看着干净，人的心情就好。”从此，她成了我们不可或缺业务开展的好帮手、上下沟通的联络员、管联单位的监管者，做事轻重有度、头尾有应、从一而终。在当时，我们这个纪工委成了大家工作上的领跑者、业绩上的佼佼者。2014年8月我转任县纪委副书记职务后，与她“并肩作战”就越来越少了。

事隔两个月，单位工会去医院看她，回来说是癌症晚期了，我才得知她住院，并得这种病。过了一个月，听说她回到家里，我们十几个人自发去她家里看她。她消瘦许多，但很乐观，面带微笑，忙着拿东拿西，像个孩子似的，嘴里念叨着：“我没事，谢谢大家来看我。”其实，大家心知肚明。翻过年来，也就是2015年1月初的一天下午，我接到办公室的通知，说她的家属告知单位，杨大姐不行了，已从昆明的医院转到县医院，县纪委主要领导安排班子成员晚上去最后看望一下。晚上八点左右，当我再看到她时，她已被病魔折磨得瘦骨菱形、奄奄一息，已无行动之力。与家属沟通交待完后，在我们将要离开的一刹那，她似乎使出了全身的气力，举起一半的右手向我们挥手道别，仿佛在说：“再见了，我亲爱的战友们！再见了……”此刻，大家已是泣不成声。两天后，在寒冬腊月里她与世长辞，当时大雪纷飞、寒风呼啸！

　我之所以书写他们、缅怀他们，是因为他们作为 “纪检人”，生时平凡如尘、普通无奇，在短暂的生命里绽放出“无以伦比的美丽”，把忠诚、干净、担当作为生命最厚重、最亮丽的底色!

而他们，又何尝不是整个“纪检人”队伍的一个缩影！（杨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