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编说：俗话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可这样浅显的道理并不是谁都明白，贪污腐败案件频繁发生，从高官到村官，他们之中仍然有一部分人怀有侥幸心里，铤而走险，以“钱途”换取前途。锒铛入狱后，却又幡然醒悟，似乎之前的许多行为不是自己深思熟虑而为之，后知后觉，谁不会？只是，此时，局外人都看的清楚，简而言之，就是面对诱惑时，你没有把持住。可为什么没有把持住呢？说到底，是贪念在作祟，贪念是什么呢？今天，小编就将官渡区检察院近三年来，查办的贪污贿赂案件捋一捋，和大家共同听听受贿者“心里”的声音。

2013年以来，官渡区检察院查办的贪污贿赂案件中，贿赂案件所占比例已经达到了90%，除了已被大家熟知的从众以及法不责众的侥幸心理之外，经我们分析总结，各类热点行业的窝串案中还存在以下犯罪心理：

1.家庭生存压力，或是生活环境有巨大变化

事例：官渡区检察院办理的昆明空港经济区建设局副局长齐某受贿案，使其疯狂收受贿赂的原因就在于，人到中年却面临家庭重组、购房等压力，于是其走上了利用自己的职务换取金钱的违法道路，最终被判处10年有期徒刑。

心理：从个人需求方面来说，公务员的工资收入要满足个人及家庭的一般性生活需要是足够的，但如果家庭内部发生重大变故，如家庭重组、家人重病或是子女需就读收费昂贵的私立学校时，就容易产生较强烈的金钱需求。

2.收取贿赂多少成了衡量工作能力的另一种尺度

事例：比如官渡区检察院办理的官渡区城管局部分城管队员群体受贿，以及昆明供电局大客户经理普遍受贿案，在这两起窝案中，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在这些部门中，收钱已经是同事间相互认可的行为，而且业务能力越强收的就越多，在办案人员的一次询问过程中，有的人甚至由衷的说，“别人拿的多，是因为别人能‘摆平’的事情多。”这样一种认可他人工作能力的态度，也算是较为积极的一面了。所以，在这样一种工作环境中，收贿越多，其能力被大家的认可度也就越高，一种畸形的尺度也就形成了。

心理：在某些具有行政管理职能或执法权的部门，业务能力越强，送钱的人越多，在这样的群体里，甚至会有相互攀比的的现象，不仅是送钱的人知道，收钱的人也会根据自己收到的钱的多少来评价自己的工作成绩。

3.寻找存在感，满足个人的社会认可度

事例：官渡区检察院在办理昆明经济开发区原财政局长杨某受贿案、昆明泛亚产权交易中心董事长蔡某受贿案时就发现，其二者收受贿赂后并没有具体的用途，问到受贿原因则是他们认为，别人送钱是对他们职务行为的认可更是尊重，而其本身对金钱并没有什么更多需求。

心理：相对于大多数从事公务的人员来说，其个人的生活需要实际上并不多，在高强度的工作压力下，个人可享受的私人时间也不多，于是我们的公职人员对金钱的欲望便不会太强烈。但社会上某些对公权力有所求的人，会对我们的公职人员的职务价值做出一个金钱衡量，这个衡量则是按照职务级别，或公职人员手中权利的多寡来评定，而最终这个衡量度慢慢成为了行业的“潜规则”，也就是说，能收到多少钱，直接可以证明该公职人员在此行业中有多大的价值。

4.收受贿赂是为了博取横纵关系人群的好感

事例：自十八大以来，崩塌式腐败已经成为了社会热议的话题，往往是查处一个高级领导干部，就会带出一片与之紧密相联的横纵群体，今年因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杨某受贿，以及省高院原执行局局长受贿案的查处，暴露出一批涉及县处级、正副科级领导干部集体受贿案就体现出了这一特点。

心理：由以上这些高级别干部所牵涉出的部份其他公职人员在供述中更加明确的说，如果自己不收办事人的钱，就怕受到安排其执行该具体事项的领导冷遇，从而影响自己未来的政治前途，不能得到升迁或提拔的顾虑。也正是在这样的顾虑之下，他们甘于冒险，而忽略了违法的风险。

5.在潜规则的影响下逐渐失去警觉性

事例：官渡区检察院查办的昆明市多所小学校长在学生营养餐供应过程中群体受贿案。纵观全案，校长们最终的犯罪金额都在十万元以下，犯罪周期也在四到五年之间，这样平均下来，他们的每月受贿金额不超过1000元，但最终付出的却是失去公职和人格尊严的巨大代价。

心理：在长期的反腐警示教育下，我们的公职人员基本都有了一定的拒腐常识，对法律的规定也有一定的认识，成堆的金钱放在面前的时候，人人都会有所考虑和思量，未必敢伸手去拿，但对于那些化整为零的以误餐费、节日慰问金等名义递来的金钱，多数人却都纳入了自己的口袋。（官渡区  杜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