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的颁布实施，是管党治党、从严治党的又一次制度创新，是全面从严治党的细化具体化，进一步规范和强化了党的问责工作，为失责必问、问责必严成为常态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武器和重要的制度遵循。

1700多字的《条例》对“谁来问责、对谁问责、什么情形要问责、如何问责”等具体问题作出了详细规定，明确了问责利器指向的主体和对象，让问责工作“有章可循”。

对于问责的主体和对象，《条例》明确规定包括失职失责党组织和党的领导干部。将各级党组织纳入问责对象之中，意味着问责不能只对下级，包括中央部委党组、省区市党委也要把自己摆进去。同时，条例突出了“关键少数”，特别强调牢牢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加强对领导干部问责落实的监督，督促其把责任放在心上、扛在肩上、抓在手上，层层传导压力，把管党治党的政治责任落到实处。问责条例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制度利器，只有不折不扣地执行、真刀真枪地问责，才能使利剑高悬、震慑常在。

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加大“打虎拍蝇”、“反四风”力度，先后对一批在党的建设和党的事业中失职失责的典型问题严肃问责，但党的领导弱化、党的建设缺失、党的观念淡漠维护党的纪律不严、从严治党不力等问题在中央巡视反馈意见中仍被屡屡提及。《问责条例》的颁布实施，用制度划出担当的底线，问责的红线，让尽不尽责无所谓的心态，担不担当都不要紧的现象无处遁形；让好人主义的歪风，有责不担、失责不问的“甩手掌柜”作风难逃追责。这既体现了‘严’和‘实’的精神，也能唤醒领导干部责任意识，激发担当精神。

制度的生命在于执行，坚持失责必问，问责必严，才能使问责利器充分发挥效用，使问责做到有章可循，从而实现“常态问责”、“主动问责”、“效果问责”，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常态化、长效化。（富民县纪委  闫正锐）